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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炮手的杂志型编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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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2016-12-01 07:42:21|  分类: [反思文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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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揭秘:文革是如何把人变成恶魔的(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文革制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断层,直接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为后来的世风日下腐败泛滥打下了基础,也为今天中国人个体良知的匮乏和反省能力的低下创造了条件……当中国社会今天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念文革”的思潮,以为借助文革这种简单的暴力革命形式可以解决中国的腐败和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这完全是愚昧荒谬的想法。

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1967年3月24日,北京石油学院、石油部、国家计委、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苏东海等人在校园张贴了大字报:《给周总理贴大字报》,开始试探着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他们的行动立刻遭到了广大师生的反对,“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一类的大标语、大字报布满了师范大学校园。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派学生批判了参与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于3月31日发表声明,依然重申炮打周恩来的观点。

1967年5月,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新组织。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有人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题目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保护李先念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

5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人,正式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随后贴出了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开始越来越升级地炮打周恩来。在张建旗等人的策划下,几个高等院校炮打周恩来的人员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这个于6月份成立的人数不多、规模有限的跨校组织,开始了炮轰周恩来的行动。由于人寡力薄,他们大都在深夜活动,在市内街道秘密张贴炮打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这样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代表了他们的斗争口号。这一口号在路线上将周恩来诸多保护干部的行为归结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在策略上对周恩来仍称之为周总理,以求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在舆论中占领进攻的滩头阵地,再逐步升级发展。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下,“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6月-7月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继续进行着。“打倒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大标语、大字报,在北京一些单位不时可见。

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是反击“二月逆流”的产物。任何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都像一个潮流一样,必然有其潮头,而这个潮头的最尖端部分,往往会突破预想的界限表现出极端性质。毛泽东发动了反“二月逆流”的运动,红卫兵中必然会出现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因为在那个政治格局中,惟有周恩来担当了保护老干部的角色。

如果再从造反派本身的思维、行为逻辑总结,可以说,学生中一些人突破既成的政治格局,顶着环境的压力,以胆大包天的勇气又发起一个炮打周恩来的斗争,不过是一种争当造反英雄的冒险。聂元梓的成功,蒯大富的成功,王洪文的登峰造极,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性样板,这些人物的成功给了广大青年人以无比的刺激力。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都冒过险,都受过压,都在别人没露头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豁出去当“反革命”,孤注一掷,以致于博得了人生的大彩。

文化大革命是争当造反英雄的冒险家乐园。在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一鸣惊人”而“飞黄腾达”的追求冲动。红卫兵初期“破四旧”时,竞相发布惊天动地的先锋通告,都有这种冲动含在其中。北航的红卫兵曾经发出“将全国都变成红海洋”的号召,用红、黄油漆涂抹所有的街道、商店、门面。有的红卫兵则提出把交通标记红绿灯颠倒过来的革命倡议,红色意味着马列主义,意味着毛泽东思想,所以应该红灯行、绿灯停。在一系列竞相标榜革命造反的行动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极端行为。

然而,并非每一个极端行为都能够成功。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极端行为的成功,惟一的途径,是获得毛泽东的承认与支持。

当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得到毛泽东支持而一步登天时,受到巨大鼓舞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众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多少文人渴望获得君主的赏识而飞黄腾达、耀祖荣宗。这个潜藏在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心理中的动力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极端的领袖崇拜一起被焕发了出来,显示出巨大的能量。英勇无畏的造反行动之后,等待的是毛泽东的赏识。

然而这一次,他们的愿望落空了。

用文化大革命中通行的一句话讲,他们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第一,就全国政治斗争形势而言,周恩来是惟一站在一线有效地帮助毛泽东维持国计民生的操作人物。没有周恩来,“天下大乱”就会乱到全国人民都没有饭吃的地步。三年自然灾害一定给浪漫的毛泽东留下深刻的教训: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要在解决了吃饭问题的经济底盘上才便于开展。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周恩来。

第二,在目前这个全国性的政治斗争中,周恩来是惟一能够帮助毛泽东缓和党内干部系统敌对情绪的人物。周恩来这个从无个人野心的兢兢业业管理国务的总理,是毛泽东“团结干部大多数”这一政策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后象征。毛泽东需要这个象征。

第三,“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不仅引起周恩来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会引起党内更多的中上层干部的不满。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那些干部中的相当一些人,在大夺权后的新政权中,是要结合与使用的干部队伍。他不能使这些人不满。

因此,“五·一六兵团”的出现,倒给了毛泽东一个作文章的机会。当他决定打掉“五·一六兵团”时,不仅平衡了来自干部队伍的不满,甚至还能够笼络他们,从而巩固和补充了毛泽东团结和保护干部大多数的领袖形象。

在这里,毫不犹豫地打掉“五·一六”,如同打掉王力、关锋一样。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的报纸、社论一时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口号。这在中央文革看来,是处理武汉军区问题的必然结论,意外的是,毛泽东却做了“还我长城”的批示。为了平衡军队的暴乱情绪,也为了补充毛泽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领袖形象,中央文革丢卒保车,将王力、关锋抛了出来,在1967年8月这个十分炎热的夏季,祭奠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四,用文化大革命又一个通用的语言说,运动发展到1967年夏天,随着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的推进,在右的干扰的同时,也出现了“左”的干扰。用毛泽东在1967年7、8、9三个月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那就是“现在是红卫兵、造反派犯错误的时候了。”

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号。随着逐步摧毁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保守系统,在组建新的各级政权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需要抑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权力要求了。全国范围内天下大乱的事实已经给了毛泽东足够的印象,这不仅是造反派中有坏人的问题,也是整个造反派队伍自以为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问题。只有整肃他们,才能领导他们。只有限制他们,才能借用他们。

在未来的政权中,需要更多地依靠接受统一指挥的军队,甚至还要比较多地依靠站在革命路线上的领导干部。对于权欲旺盛的造反派们,则到了教训、管制的时候了。

抓“五·一六分子”,意味着严厉管制的开端。

第五,当然,这一定是毛泽东的全局观念,只有他真正具有这样的全局观念。

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的利益出发,可能更倾向于搞掉周恩来。他们和毛泽东的眼界从来是有差异的。“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些人在毛泽东的大旗下,极力想搞掉他们权力扩张的全部障碍。然而,他们没有力量违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当毛泽东发出了保周恩来、保军队的指示之后,他们除了坚决地打掉“五·一六兵团”,坚决地牺牲王力、关锋及随后(1968年初)的戚本禹之流,没有别的选择。

随后,他们或许也便意识到毛泽东战略部署的正确:在1967年的这个时刻,远非炮打周恩来的时机,当时全国政治斗争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

于是,对“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活动,立刻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打击。

1967年8月11日,中央文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首次提出“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炮打周总理实际是反对党中央。1967年9月5日,在一个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又指出:“目前北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再一次发出了揪“五·一六分子”的战斗信号。类似的大标语第二天便大批出现在北京街头。

1967年9月8日,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作为批判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重要文章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写了如下一段有关“五·一六”反动组织的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显示了他要平衡整个局势、完整自己保护周恩来及其所象征的党内大多数干部、信赖和稳定军队的领袖形象之目的。打掉“五·一六兵团”,是他赐给党政军大多数干部的一个礼物。至于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所说的“‘五·一六组织’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尤其具有威慑力。现在的斗争任务是,逐步地管教那些桀骜不驯的造反派了。

1967年9月23日,又有一个文件进一步落实了毛泽东管教造反派的战略部署。这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

经过这一系列部署,揪“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这个运动持续时间很长,范围日渐扩大。到了1968年,江青在3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对“五·一六分子”定出了极为宽泛的标准。凡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三指向”者,就是“五·一六分子”。

到了这时,最初在北京某些高等院校出现的那个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早已被历史遗忘了。当为数寥寥的人物被清查、批斗、专政之后,并不足以注释毛泽东所说的“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所以,这些人在揪“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倒不被提及了。清查“五·一六分子”,以相当的规模从1967年延续到1968年,乃至1969年、1970年、1971年以及更长的时期,范围遍及学校、工厂、农村、机关。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它成了整造反派、整群众、整学生、整知识分子的最有效手段。

在北京,相当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文化教育部门的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印象最深刻的,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某些学生组织和某些文化部门中被定为“五·一六分子”的,在一个时期内几乎达总人数的一多半。相当一些造反派学生到了这一步,才领教了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和惨烈。

清查“五·一六”在1967年、1968年以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军宣队、工宣队、新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整肃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这确实显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高明。推翻旧政权所要借用的各种造反力量,现在都该予以不同程度的镇压、限制和管教了。不允许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学生、群众和知识分子提出他们的权力要求,干扰新政权与新秩序的建立。

文化大革命需要自己的新秩序,毛泽东需要自己的新政权。

毛泽东于1967年便高瞻远瞩地抓住了清查“五·一六”这一战略部署。在随后的几年内,其伟大意义被林彪、江青之流越来越充分地领会了,清查“五·一六”成了他们全力推动的事情之一。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全国范围内把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又过了一遍。甚至可以说,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普遍的运动中,清查“五·一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抓坏人运动。到了1970年,已经进一步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建立起自己政权的林彪、江青势力更把抓“五·一六”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

如果说在此同期进行的各种反右倾的活动主要是针对上层,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指向了整个社会。在他们眼里,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都可能隐藏在社会中、群众中,甚至也隐藏在军内、党内的基层成员中。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发出了清查“五·一六”的新指示。林彪以带有法西斯意味的强硬声音宣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为抓‘五·一六’的问题,我好几天没睡觉了。”她高呼:“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

林彪、江青的讲话被迅速传达,全国掀起了又一轮清查“五·一六”的高潮。那时,林彪、江青的势力已经统摄了全国的局面,因此,他们的指示便带有了更大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全国范围内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成了普遍性的阶级斗争。

在很多地方,清查“五·一六”将中国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反右斗争,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各种阶级斗争手法都综合在了一起。人人过关,人人揭发,隔离审查,逼供信,灵魂深处闹革命,关押、批斗,法西斯专政,应有尽有。这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百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对清查“五·一六”问题又做出了重要的《二·八决定》。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于1971年3月27日正式发出《三·二七通知》。同样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统一部署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的运动。

在《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部署下,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梳理着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群众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个一贯用在对待反革命、后来又用在对待走资派的口号,此刻高悬在了所有热诚地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头上。

林彪、江青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像刘少奇这样被他们打倒的党内军内的势力;另一个,是曾被他们借用过、现在又必须整肃下去的造反派、学生和群众。两种势力都可能成为隐蔽的反对力量,清查“五·一六”,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击一切反对分子。作为他们大权的基础,派驻各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各级革委会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变本加厉、层层加码,也都是出于维护自己权威的需要。

在对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残酷打击中,在借清查“五·一六”对广大学生、知识分子、群众的残酷打击中,论证了林彪的一句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台之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一度有所搁浅,军队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尤其受到动摇,因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及“五·一六”嫌疑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是反对林彪集团的人。然而,当江青等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不断稳定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依然残忍地维系着清查“五·一六运动”,把它作为继续整肃反对派和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手段。各地区、各单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也因地、因人地延续着。曾经领导或参与过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人,自上而下都不会否认这个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同时结束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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